大约800万年前，黄土高原地区是一片湖泊，湖泊的西岸是广阔的沙漠，南边和东边是荒山。由于气候干燥而寒冷，狂风肆虐，漫天飞扬的沙尘落到湖泊，沉入湖底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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随着时间的推移和地壳的变化，湖水变得越来越少，黄土被抬出水面，而渐渐形成高原。随着湖水的干枯，高原的形成，气候也渐渐变冷，热带动物慢慢灭绝，就形成了如今的地理环境和生态环境，这就是黄土高原的形成过程。所以说，黄土高原是在特殊的地理环境和特别条件下，慢慢由风尘和湖水相互作用而形成的。

远古时代，山西曾是一个水多、林多、草多的生态伊甸园，尤其是以芦芽山为中心的晋西北地区，更是原始森林茂密、植被极其丰富、野生动物繁多、气候温暖湿润，生态绝佳。在新石器末期，山西一半多土地覆盖有森林，而且是规模惊人的原始森林。

春秋战国时，随着原始农业向传统农业的转变，铁器农具使用和牛耕田推广，山西只在晋南、晋东南、晋中、忻定平原等地区开垦了大片农耕区。秦统一后，兴修阿房宫，所需木材取自于中条山、蜀山等地，忻定盆地以北的晋西北地区农垦影响很小 ，仍以游牧为主。春秋战国时期，晋西北除了草原便是森林。

两汉时期，城市兴起，人口增加，用材虽有增加，但数量不大。那时候主要是匈奴少数民族占领，而且人口少，生产、生活以牧为主，所以森林草原没有被毁，生态保持良好。

隋唐时期，都城在长安，周围已经无木可采，采伐范围扩大至晋北之芦芽山、岚州一带，从这时晋西北一带原始森林开始采伐，也就是说隋唐以前晋西北的生态是纯自然状态，生态环境非常好。

魏晋南北朝时期，北魏建都平城（大同），所需之木来自附近山区，北魏迁都洛阳后，在废墟上大建宫殿、佛寺，所需木材数量惊人，皆来自吕梁山区，木材扎成木筏，在黄河、汾河里漂流抵近洛阳，截住运取。

山西那时候森林多，生态好，水土流失小，黄河及众多河流水量很大，且河水清澈，沙尘暴应该比较少见，动物种类丰富，现代中国难得一见的动物随处可见。历史地理学家史念海说：“那时这里的气候温暖湿润、河水流量大、池沼湖泊星罗棋布、绿色遍野、水草丰茂，是人类栖息的理想之地”。

宋《续资治通鉴长编》载：“火山（河曲）、宁化（宁武）之间，山林饶富，财用之薮也，自荷叶坪，芦芽、雪山一带直至瓦窑坞、南北百余里、东西十余里、林木薪炭足以供一路”。金、元时，元好问在《过晋阳故城书》中，描述太原周边“风林哨声、逶迤叠翠”。

随着人类进化，生态环境持续呈现出恶化状态。到了金元时期，大修寺庙，在晋西北毁林严重，以芦芽山为中心，周边就有300余座寺庙，很多寺庙在那时建成或重修，如五寨境内的东雪山大福禅寺、观音寺等；还有应县木塔，民间有“砍尽黄花梁，修起应县塔”一说。元王朝在西安修筑王府时，又选择在吕梁山、芦芽山砍伐，而后将其编成木筏顺汾、黄河运出，古文形容当时盛况是 “万筏下汾河”。元代屯田政策对晋西北的草原和灌木等植被破坏也极其严重，晋西北许多草原和森林在当时变为耕田。

明清至民国期间，是山西森林遭受摧残性破坏时期。山西人口增长加快，境外流民内迁，城市不断发展壮大加上农垦和民用木材需求相应增加，山区丘陵区的森林、灌丛进一步受到蚕食，不少林区在这一时期消亡殆尽。明代在北京修建宫殿、王府及陵寝，所需木材大多取自雁北之森林。从山海关至偏头关原有一条延袤千里的森林带，至明朝弘治年间已被采伐殆尽。

除此之外，历史上每逢战乱、灾荒之时，平原饥民多入山为生，乱砍滥伐。而在明代中后期以后，由于美洲高产作物的传入（玉米、甘薯等），导致迁入山区的饥民更加增多，林区不断后退，取而代之的是水土固定能力不强的山地作物。

明朝立国之后，展开了多次北伐，但无法毁灭性地歼灭蒙古军队的有生力量，不得不修筑长城、依靠九边而巩固疆土。明朝军队在加强长城防务的同时，还在沿长城一线的草原进行出塞烧荒，破坏游牧部族的生产基础等军事活动，荒火难免延及森林。而晋西北地区正好处于山西镇、大同镇、延绥镇（榆林镇），明代几大重要军镇交界之地，形势更为严峻，烧荒也因此成为了家常便饭，环境进一步恶化。兵火践踏、民众求生，晋西北的自然环境状况始终在不断恶化。

明成祖定都北京后，为了抵御外侵，沿长城大肆营建边防工程，戍边屯垦，九边重镇中河曲就是一边之部分，这一带被大肆毁林。

到明英宗时，又错误地采纳了“烧荒”政策，其目的是为了“纵火焚烧，使胡马无水草可恃”，竟每年“各出塞三五百里烧荒哨了”。如此连年“烧荒”，使长城外（包括内蒙古的森林草原）的植被遭到严重破坏，甚至失去了复元的生机。

明王朝推行的大规模“屯垦”，使黄土高原北部的生态环境遭到空前浩劫。据考证，明初在黄土高原北部陕北(延安、绥德、榆林地区)和晋北大力推行“屯田”制，竟强行规定每位边防战士毁林开荒任务。从这里我们不难看出，明代推行“屯田”制对环境破坏之严重。

清代人口迅速增加，自康熙以来，无休止地盲目扩大耕地，鼓励拓垦烧荒、焚烧山林。到后来，“山石尽拓为农田，忧不敷耕种”。这样，越耕越穷，越穷越垦，结果山林尽毁，一片荒凉。乾隆、嘉庆后，粮食已不能自给。剧烈摧残森林植被，致使森林趋于殆尽而终至接近消亡，灌草植被也。开始遭到严重破坏，水土流失极其严重，昔日的郁郁葱葱到如今大面积荒山秃岭。大肆毁林带来了严重后果，到明清后期已是“十年九旱”的困境，灾情越来越严重，受灾面积越来越广，最终形成了咸丰年间“男人走口外，女人挖苦菜”的悲惨景象。

晚清、民国时期，山西及其它地区由于木材的缺乏，晋西北地区以管涔山为中心，一度木材商发展壮大，远销内蒙古、河北张家口等地。

辛亥革命后，晋西北森林的破坏更趋严重，沿黄河一带的偏关、河曲、保德、岢岚、兴县、五寨、神池、离石、方山、中阳、石楼11个县，宋金以前还是繁茂的林区，此时几乎到处是光山秃岭，有29座山的林地全部消失。阎锡山统治时期修筑同蒲铁路，芦芽山及晋北一带森林摧残严重，一些原本是林草丰茂的地方，已成一片荒凉。

日军侵华期间，自民国29年(1940)起山西大部分县城被侵占，沿铁路、公路交通线一带，修筑碉堡，砍伐林木，加上日军掠夺采伐，使各地森林再次遭到极大破坏。据山西省林业部门估算，至1945年日军侵占期间，山西林业木材损失8.4亿立米，估计直接损失42亿元，间接损失25亿元。至新中国成立时，山西森林所剩无几，只在人迹稀少的深山峻岭中尚存30多万公顷残林，全省森林覆盖率只有2.4%。

黄河全河16亿吨泥沙中，90%以上的来自黄土高原。由于人类对自然环境和生态的破坏，如今虎、狼已经绝迹，即便是野兔、野鸡这些也少见多了，这些都是生态遭到破坏，食物链条缺失，造成晋西北自然环境恶化的原因，多少年来，每年春季尘土飞扬，黄沙肆虐，“一年一场风，从春刮到冬，无风三尺土，风起土满天”是晋西北真实写照；还有“河曲保德州，十年就九不收，男人走口外，女人挑苦菜”等等，这些都是大自然对人类的惩罚，最甚的惩罚事件当数不过“走西口”那段苦难史了。

来源：文史艺苑

原标题：晋西北曾经森林密布